《繁花》热播时,我父母恰好都在上海短期居住。土生土长的无锡人,选择看沪语版,毫无违和感,还激起一波忆往昔的兴致。20世纪90年代,不仅黄河路饭店开得密集,江南小城亦有繁花。
黄河路老板们的第一桶金大多源自服装或餐饮。父母算是同辈人,但身处江南小城,他们的第一桶金来自工业生产。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工厂当工人,月薪只有三四十元,但干副业能尝到高收益的甜头。1982年的冬天,一台爆米花机在镇上集市引得排队者众,有人叫当钳工的父亲去看看,他观摩完毕,觉得不难复制。后来父亲真的陆续做出好几台,其中3台被当作工钱留下,卖得900元,比父母两人一年的工资总和还多。
巨大的劳动力价差让技术工人们心潮澎湃。父亲作为技术工人,工作就是和机器打交道,经常被派到不同的大厂做维修。从1983年开始,他尝试自己干,研发生产过面包车、轧钢设备等各种产品,放到现在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连续创业者。
其实父亲只是一名高中毕业生,却能看懂、绘制出各种生产图纸,他搞机械维修,开办新厂,去其他厂看了看,回家就能干。我惊讶这种能力,他大手一摆:那算什么?浙江人更厉害,江苏人都慢好几拍了。
20世纪90年代,在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民营经济伴随着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迅速崛起,在父母曾经工作过的工厂,更多有一技之长的同事离职单干,前后开办二三十家工厂。先富起来的人,审美取向惊人一致:高高盘起的头发、镶有狐狸毛领的真皮大衣,是当时的着装潮流;装修房子,给家里铺上花岗岩地板,添置价格不菲的红木家具。
父亲创业换过好几次方向,判断标准简单粗暴,就是哪一个方向更有“钱途”。记得1997年为了造厂房买设备,父亲不仅投入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借了近百万元。父亲是乐天派,机器一开,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母亲比较保守,时常会提点父亲借款的存在。那时候企业应收账款常常很难催还,有时只能拿到一些抵押物。有一年,一家企业用一辆崭新的欧宝轿车抵货款。父亲要开新车,母亲却拦住不让,直到半年后还清所有借款、应付款,才允许父亲开新车出门。
父母从来没有让我和妹妹接班的打算,反而鼓励我们选自己喜欢的专业,找自己觉得合适的工作。父亲曾和我们探讨过创业这件事。他说打工久了就创不了业。“做每件事都有惯性思维,打工久了再创业,一年不成,就会把曾经的收入当作是损失,两年不成,怀疑自己的创业决定了。但创业不能看一年两年,很可能要等五年、十年甚至更久,做成了一单,就把一辈子的钱都赚了。”回头看,确实如此。
大概十年前,因为环评、拆迁等因素,父母在离家几十公里的地方重新买地造厂房,但因为母亲退休意愿强烈,新厂房造好后父亲就慢慢结束了生意。母亲对新生活切换自如,开始上老年大学,学二胡,排合唱,不亦乐乎;但父亲经常会去办公室坐着,甚至还想过去安徽造新厂房,最后在母亲严词拒绝下才作罢。
“退休”状态让父亲改变了很多,以前父亲烟瘾朋友圈第一,每天自己就要抽两三包,如今不抽烟了,改为健步走,关心各种养生知识,笑称“人生的下半场比的是身体”;年轻时连一碗方便面也不会煮的他,如今买菜做饭样样在行,每个月到上海小住几天,还会帮忙照顾孙辈。
岁月留下最珍贵的部分,是父母相濡以沫的爱情。在父亲的心里,母亲有大智慧。他跟我说起两个例子:一是他们结婚初期,母亲对家里的资产管理精确到分,从来不乱花钱,这才有了创业资本;二是大概20年前,他有一次去山东菏泽送货,价值40多万元的货品在一夜之间就被人搬空,那时候没有监控,想到母亲出发前的执意反对,他抱着被痛骂的准备拨通母亲的电话,但母亲只说了一句“人没事就好了,赶紧回家吧”。
无论是在工厂上班,还是自主创业,父母大部分时间一直在一起,有商有量,是身边人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其实他们俩性格迥异,也颇多争执。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像一名侠客,朋友遍天下,年轻时并不懂得考虑家庭的需求;母亲细致隐忍,操持一大家子的事,难免吃苦受累。但岁月漫漫,他们终究走过诸多艰辛,书写了一代人特有的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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