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计在家可以干什么副业-平凡的父亲-优创圈

“原来的风城旅社在哪儿？”，每次和父亲走到人民公园附近，父亲总是会问这一句,“谁知道拆到哪儿去了”，我心不在焉地回答，或者就干脆没当回事。“1971年我第一次到下关就住在风城旅社……”，父亲自言自语地讲，见我们不想听，就把自己的话头咽回肚子里，默默地听我教训他：“少抽点烟！是不是又偷喝酒了？……”，父亲偶尔也会低声辩驳：“你还给是经常喝醉……”

从我记事起，印象中父亲很少在家，特别是包产到户以后，我们兄弟四人都在读书，父亲和阿林哥出门去了，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每到农忙二季，人家的田早早地收种完了，只剩我家的撂在中间，非常显眼，太辛苦的时候，母亲也会抱怨说父亲出门就是去躲农活的。我是老大，体谅母亲，从三、四年级起，我基本上把读书当副业，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帮母亲干活，每天下课要喂猪、做饭，星期天要上山拉松毛或砍柴，每年农忙我都会请假个把星期帮母亲干农活，甚至会把同学忽悠来帮我一起干农活，每年寒暑两个假期我都在学手艺，学木匠、学铜匠。读书成绩是可想而知的，初一留级，初三又没有考上高中，父亲建议我干脆别读了，但母亲坚决地把我赶回学校补习考高中。所以在我家，母亲是家长，我就是副家长，家里基本没有父亲说话的余地。母亲去世后，我继承了母亲的强势作风，父亲成了需要我照顾的老人，教训父亲是我的家常便饭。

“原来的风城旅社在哪儿呢？”父亲自言自语的说，原来又走到建设路和人民路交叉路口，这几天父亲住院，晚饭后我陪他在街上走走，感觉他似乎想说点什么，便没有再打断他的话。“1971年我第一次到下关，就住在风城旅社……”，又是这句老话！1971年我两岁，我突然对我记事以前有了兴趣，于是就问父亲：“那时候老二出生了吗？”，“那时你刚两岁，老二才4个月……”，没想这一问竟打开了老倌的话匣子，絮絮叨叨地给我讲起了往事。

“风城旅社每个床位1块2，太贵了，房间里的壁虱真多，等睡热呼了，壁虱就从各种缝隙中钻出来咬人吸血，常言说：下关的壁虱，吃客人的！”，父亲居然从风城旅社的壁虱讲起，看来映像太深刻。是的，父亲从1971年后连续四年农闲时节都到怒江做工，至少八次经过下关，每次都住风城旅社，估计被壁虱吸过不少的血。壁虱这种讨厌的虫子我还有些映象，一种扁扁的、褐色虫子，最大的有鸡豌豆大，平时躲在床、柜等家具的榫口缝里或墙缝中，怎么都消灭不完，改革开放后似乎就再没见过虱子、壁虱这些讨厌的虫子了！

“当时为了生活，村里几个年轻人相约，组成一个13个人的副业队，到碧江县支边搞建筑打工，老李当队长、老张当师傅，我当会计，经过下关要住一夜，就住在风城旅社……”，父亲絮絮叨叨地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改革开放，父亲他们这一辈人居然1971年就外出打工，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吗？我兴趣更浓了，于是开始追问更多的细节……

见我愿意听，父亲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从前：“我1964年初中毕业，文革还没有开始，但已经很乱了，没法再读书了。我开始在生产队当了两年会计，后来在村小当代课老师，每个月有8元钱工资，外加300工分，当时全劳动力每天只有10分工分。婚后有了你和老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父亲的回忆，把我的思绪也带到了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后期我多少记点事了，我也挣过工分，参加过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农忙时节，学校会放假，安排我们“支农”，大人收割时，我们干些拾穗之类的轻巧活路，按照老师教我们的“颗粒归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拾到的粮食交到生产队，计分员会给我们记3到5分工分，非常有成就感。东灿和我同年，三年级那年，一起支农捡豆时觉得投缘，就自作主张在豆田里插豆梗为香，磕了头，于是我俩就成了老友（也叫“老庚”或“同庚”，有点像结拜兄弟）。

“工分能用来做些什么？”我问父亲，我记得工分的样子，一张灰色的纸片片，上面写着分值，盖着生产队的工章。父亲本来要讲他到碧江做工的事，但我的兴趣突然转到了生产队、工分这些事情上，只能顺着我的思路讲。

“分工分粮和分红用的，还用于年底结算”。父亲先后两次当过生产队的会计，很清楚生产队的运作模式，耐心的给我讲解：“生产队的粮食交完公粮后剩下的，按三七开分配（也有的地方是四六开）给社员，70%是基本口粮，人人有份，30%是工分粮，按工分多少来分配，部分的体现多劳多得。另外工分还用来分红，生产队的红利主要按工分分配。”

我打破砂锅问到底：“生产队的红利从哪儿来？”，父亲解释说：“村里有一个副业厂，把各生产队的半劳力、残疾人召集起来，开展养殖业、手工业等副业，赚到的利润大队开支剩余的，按工分数分配到各生产队，外出务工的人也会按每天1块钱交给生产队，以保留分基本口粮的权利，这些钱就成了生产队的集体红利，我家所在的七队每年可分红的钱大约有3000来块，按工分多少分配，每分工分折算后大约只值1至2分钱，村里劳动力最多的家庭一年也只能分到两百多元钱。”我对副业厂印象很深，因为尧惠大爷负责管副业厂的榨油机和擀面机，我经常端一盆面粉到他那儿擀成鲜面条回家打牙祭。

“我们村1分工分只能分到几钱粮食！”，父亲同病房里一位来自维西攀天阁的病友大爷，听我父子谈论生产队的事，满有兴趣地插话。这个老倌比父亲大两岁，当年也当过生产队的会计，两个老倌找到了共同话题，你一句我一句地感慨起了当年，针水打完了也不知道。

工分的价值这么低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全劳力干一天活得10分工分，就值一两毛钱？难怪当年我们小学生支农捡粮食时，有的小伙伴不要工分，而是把捡到的粮食直接运回家里，我非常不解，母亲只说我憨，但也没反对我把粮食交给生产队计分员，后来我才明白，我得到的3、5分工分到年底是分不到上交的那十多斤粮食的！

父亲告诉我，当年我家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劳动力，随着我们兄弟排着队降生，生活压力越来越大，8块钱的工资加300分工分已经养不活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家人，母亲鼓励父亲去“出门”（也叫“走夷方”或“找副业”），一则可以把自己的口粮节省下来给我们兄弟，二则可以赚些钱补贴家用。

恰巧怒江州碧江县农具厂厂长是我们村的，农具厂要建厂房，当地缺乏工匠，而我们村则以能工巧匠多而著名，张厂长回老家募工，于是父亲和村里的一帮年轻人共13人组建了一个副业队计划到碧江县农具厂做工，父亲在副业队里兼任会计。

要“出门找副业”（外出打工），必须有公社以上级别的证明，母屯村破四旧时砸了村里将军庙的神像，把大庙改建成副业厂，全称是“鹤庆县城郊公社母屯副业厂”，公章里有意无意少了个“村”字，于是就可以冒充公社一级的企业，村里人持副业厂开具的证明可以在过检查站时和揽活路过程中蒙混过关，正因为有这个副业厂可以开这样的证明，村里大批有手艺的铁匠、木匠们得以离开农田“出门找副业”。

父亲要“出门找副业”了，工程队拉起来了，活路也有了，证明开好了，和生产队每天交1块钱的合同也签了，万事具备，只欠路费，路费必须自筹。“从鹤庆到下关车费3块5，在下关住风城旅社每个床位一晚要1块2，从下关到匹河的车费要13块2，加上其它开销，最少必须筹20块钱……”父亲掰着指头算起了当年的账。父亲说，为了筹够他出门的路费，母亲和他把家里仅有的一头架子猪赶到县城食品组卖了，卖得32块钱，结果被小偷偷了！听父亲讲到这儿，我的鼻子突然感到一阵发酸。“那怎么办？”我问父亲。“能怎么办？南邑村你大姨妈借来了20块钱”父亲说。

图片[1]-学会计在家可以干什么副业-平凡的父亲-优创圈

父亲和母亲的合影

“我们到匹河后，到碧江县农具厂盖铸造车间，虽然很苦，但待遇很好，每天有5块钱工钱，加班还可以再得5块，晚上我们舍不得睡，旁边有个工程团在平整土地，我们去帮他们在大石头上打炮眼，每晚还可以再挣几块钱，这样下来一个月除去开销和交生产队每天1块的工分款，还可以寄回家100多块钱！”父亲沉浸到了当年的成就中。难怪我们兄弟能有一些让小伙伴羡慕的东西，记得父亲给我买过一件双排扣灯芯绒上衣和一双反毛小皮鞋，皮鞋我穿过后传给老二，本计划再传给老三、老四的，可惜被老二踢坏了！

“我最大的收获还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和学习木匠、泥水匠手艺，村里出门人当中，到碧江的副业队是混得比较好的，村里羡慕地叫我们‘碧江师父’，你妈生老三时，我还从福贡的供销社买了半口袋次品白糖带回家，当时村里供销社给产妇限量供应3斤白糖，怎么够？如果不到怒江出门你们兄弟四个怎么养得活？……”父亲说的是实话，不但养活了我们，80年代初我家还起了新房子，这在村里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这些我们兄弟都记得，但似乎没有把这些和父亲的打拼关联起来。

“那时候在碧江县机关单位和学校有很多鹤庆老乡，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农具厂的活做完后又给我们介绍做学校教室、供销社和部队营房，证明内容过期了，就用漂白粉把字漂掉又重新写上反复用，红旗小学飞来石旁边的那圈校舍学就是我们做的。”父亲陆续回忆起了当年帮助过他的人，不时擦擦湿润的眼框，“基本都已经去世了……”父亲感慨地说。

“既然在怒江干得顺利，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坚持到改革开放后，也许你们就是一个著名的建筑队了！”我问父亲，这不是没有可能。

“很艰辛的！”父亲说，“首先是水土不服，生病死了人，副业队到碧江县不久，很多人就得了脑膜炎，队长老李就病死了，还有一个也病得很重，我们只能把死者在怒江边火化了，派人把骨灰和病重者一起送回家。”

“您也病了吗？”我问父亲。

“我没病，出门前你爷爷让我带了一包灶心土，灌了一瓶水烟筒里的水，教我如果水土不服就用灶心土泡水喝，如果得病了就喝一点水烟筒水，所以我一直没有病。”父亲讲到这里，似乎还为张家祖传中医有一点小得意。

“还有就是大家都是家乡宝，胆子小，怕事，怕出门，波南河村有一个在跃进桥过检查站时被解放军瞪了几眼、吼了两声就吓着了，后来就一直病，回家后不久就死掉了，大家都说他是被吓死的，所以到碧江的副业队人越来越少，到1974年只剩两三个了，我是坚持到最后才回家的。”父亲说。

“最后离开怒江回家，原因比较复杂，一是红眼病，村里人对‘碧江师父’的眼红，还有就是队干部认为外出打工的这种行为存在资本主义剥削性质，三番五次从村里打电话催我们回家参加农业生产，最后竟然以断家里基本口粮逼我们回家”。当时父亲他们正在帮部队盖营房，盖到半拉子工程，部队也无奈，他们也找不到工匠替代，因此专门派人到村里找队干部协商，说副业队正在进行的支边工程很重要，请求副业队坚持到把工程做完。大队支部书记很干脆，告诉部队的人说，支边工作是重要，但抓革命促生产更重要，如果不回来，就断基本口粮！

“就这样，我们只能扔下部队的烂尾工程，开始我和老周还到知子罗找部队团长准备结算3000多块工程尾款，结果团长翻脸了，说搞了个半拉子工程还没有和你们算账呢！还想要钱，信不信我把你们抓起来？我们吓得屁滚尿流跑下山，第二天就从匹河起程回家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怒江，当年是1974年。”讲到这段，父亲不无遗憾，3000多块钱在当时可是巨款啊！

1974年前后有很多事我已经有印象了：记得先是奶奶去世了，然后老四出生了，我开始读书，阿林和阿炳的母亲、外公先后去世，母亲把阿林和阿炳带回家，我们兄弟四个变成了六个，然后是毛主席逝世了。记得这些年之中有一年地震，煮的米饭会变成红色，地震当天天井里的积水竟然打起了好大的波浪。

父亲从怒江回来后又重操旧业在生产队当了会计，文革结束后，一些小买卖已经不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了生计，已经有人开始进城里去贩卖一些东西。老恶奶到九鼎山上背积雪到城里卖，醮点糖水，一分钱一饼，开始还被市管会的人把雪倾倒在街上，后来也没有人管了。父亲和母亲则把阿林家几棵柿子树上的柿子摘下来用手推车推到丽江卖，希望能卖个好价钱。父亲和母亲把我们兄弟六人交待给阿老（记不清阿炳是否已经去了新华村），给我们留了一小瓦缸米，说好米吃完前他们会从丽江回来，瓦缸快见底了，还不见父亲和母亲回家，阿老很着急，安排我和阿林每顿煮一大锅青菜，每到吃饭阿老就要念叨：“饭少吃些！菜多吃些！”，现在大家回忆起阿老，总会说起他的这句这“名言”。

粉碎四人帮后，村里人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大约是1978年，李开孃当生产队长，她胆子大，私自作主把就河西的田分了，为此大队支书和她吵了几天，威胁要把她抓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不了了之。”父亲淡淡地说起这一段时，我十分震惊，这竟然比著名的小岗村1978年底十八个红手印分田还要早一些。

父亲说起分田，很多事我都记起来了，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先是以自留地和菜地的名义分了些低产田，基本粮田则是包产到小组，所谓小组，其实本家亲戚几家人。当时父亲又重操旧业出门去了，母亲一个人种不完分给我家的地，就把亲戚请来帮我家种，大队支书连续好几天在大喇叭里点母亲的大名：“母云彩，想搞资本主义复辟！搞雇工剥削！……”，我问母亲什么是雇工？母亲说：“不要管他，你大姨妈、阿淑孃、几个表姐怎么能算雇工，亲戚来帮忙怎么能算剥削？”，田地里大家欢声笑语中，不时传来大喇叭里支部书记那声嘶力竭的喊声：“不能学母云彩搞复辟，那是资本主义剥削……”

在各种“副业队”的带动下，七十年代末期，我们村和周边的一些村子里的壮年男子多数都出门干副业去了，母屯村和新华村是最明显的，家里只留了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守儿童和老人现象我们村七十年代就出现了。到正式包产到户那年，母亲和大姨妈居然是两个村分田的带头人，母亲好歹还有初中文化，大姨妈目不识丁，用一根绳子就把南邑村的田分掉了。

我家决定从老房子搬了出来，和阿荣哥家一起住到了阿林家三间小平房里，准备盖新房子。父亲当会计的日子虽然轻松，却养不活一家老小八九口人，更别提盖房子了，所以必须出门找活路。

父亲回忆说大约是1977年，老本大爷约他一起出门去炸玉米花，老本大爷人比较乐观，有冲闯劲，吹拉弹唱样样在行，父亲会拉二胡，两个人比较合得来，所以相约一起出门了，走村串寨炸玉米花，每到一个村子，父亲拉二胡，本大爷唱调子，很快就能吸引一大堆人围观，炸玉米花的生意也就有了！一起到黄坪、漾濞等地跑了小半年。

爆米花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一晃到了七十年代末，父亲决定进藏做生意，和妙登村的老刘凑了些钱，买了两口鹤庆铜匠打的大铜锅，准备运到中甸（香格里拉）贩卖，结果藏民们已经开始包产到户，原来计划卖给集体使用的大铜锅无人问津，眼看两个人要亏本，却凑巧遇到了鹤庆老乡顾老，经顾老介绍，父亲和老刘把大铜锅卖给了喇嘛寺，二人小赚了一笔。父亲感觉做生意的风险大，不如凭劳动和做手艺赚钱稳当，于是在顾老的介绍下到进修学校做木匠，然后又认识了旁边红旗小学的老乡田老师，又揽了些做课桌板凳之类的活计。

父亲的木匠手艺并不系统，真正学习到木匠手艺是在村里帮腊狗家起房子，大师父是方老，但工程干到一半时，方老病了，剩余的活计只能由父亲负责，在方老的悉心教导下，好学的父亲掌握了农村木结构房屋画墨套榫的核心技术，这才真正成为木匠师父，木匠也就成了父亲后半生的职业。

因为学会了木匠手艺，开始时是帮村里人家修修修补补，后来少数有条件的人家开始盖房子。“你还记得帮七三爷家盖房子吗？”父亲问我。是的，好像我读初一那年寒假，父亲带他的徒弟和我帮七三爷家盖房子，七三爷老婆不大高兴地说：“这个娃娃也算一个工？”，我自己下狠劲地干活，砍锛、拉锯、推刨、凿榫眼，干什么都做到十分卖力，手上血泡瘪了又起，只想证明我不是吃白饭的。我记得当时当时七三爷借了一台电唱机放在工地上，几张老唱片被我翻来复去地放了不知多少遍，现在还记得有一首是邓丽君的《甜蜜蜜》。

从那以后，父亲就带着一邦徒弟帮人家起房盖屋，顺便把我家的房子也盖了起来。我也边读书边学手艺，我考不上高中那年暑假，父亲承包了三中旁边供销社的装修工程，整个假期我都在帮忙父亲干活，恰巧表哥东义考上了北京农大，父亲罚我在三中的红榜前站了一下午，我暗自发誓：坚决不读书了，也不学木匠了，去和阿荣哥学打铜！结果刚发完誓就被母亲拿柳条赶着去复读初三。

我边打铜边补习，勉强考上高中，直到高二结束，我才听从田教授的奉劝，彻底放下铜匠家什拿起书本。我考上大学时，父亲还在维西帮人盖房子没有回家，只是给我寄了学费和一封信，说是为我高兴，鼓励我到昆明好好读书。

我毕业后分配回鹤庆县山区派出所工作，一百多元的工资远不如我打铜时收入高，但父亲总是宽慰我：有碗饭吃就好！当时他大刀木匠的手艺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富裕讲究的农村而被淘汰，父亲干脆到我工作的派出所和我住，每天到农村小街子贩卖我们村的特产菜刀，收入居然比我的工资高很多。后来我工作调动到下关，父亲又到下关帮我带孩子。儿子长大了，父亲回老家揽了一项最不起眼的活路：帮铁匠们在菜刀上安装木头刀把子，不但能自食其力，关键时候还偶尔资助一下老三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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