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众筹平台怎么赚钱-社创观点|再议水滴筹——互联网公益众筹的边界、伦理与责任-优创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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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管不好，我愿把水滴筹交给相关公益组织！”

12月5日，水滴筹创始人兼CEO沈鹏在微博发布了一条公开信，向公众致歉。

这次，水滴筹面临自创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事情起因于2019年11月30日有人拍下的一条暗访视频。视频透露，“水滴筹”招募线下驻地员工，在超过40个城市的医院以“扫楼”的方式筹款。

互联网筹款平台“水滴筹”在逾40城医院派驻地推人员，他们常自称“志愿者”，逐个病房引导患者发起筹款。拍摄者发现，地推员们对募捐金额填写随意，对求助者财产状况不加审核甚至有所隐瞒，对捐款用途缺乏监督。

这条暗访视频，透露出水滴筹在医院“扫楼”寻找救助者、采用高薪+绩效考核模式、审核漏洞多等现象。

看了这条视频，很多人惊觉，朋友圈那些求助链接，不知有多少是出于功利动机、在毫不审慎的情况下被发起的。

这一热点事件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大部分人对其评价是负面的，认为这种行为损害了公众对于众筹的信任。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众筹随处可见，而如何做好众筹，处理众筹中的伦理与责任问题，也引发了慈善界对于互联网公益众筹伦理的讨论。

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曾经在热点事件“德云社众筹百万治病”的背景下，举办过一次以”互联网公益众筹的边界、伦理与责任”为主题的岭南创新沙龙，今天，让我们来再次回顾一下吧。

公益众筹的边界、伦理和责任在哪？“众筹”怎样才不会变成“众愁”？

为了汇聚社会各界人士的观点和看法，2019年5月9日（上周四）晚上，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和公益资本论、乐善助学促进会联合开展了第二期《岭南社会创新沙龙》，邀请了中山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理事长周如南，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吕鑫，广州市乐善助学促进会会长、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副会长李锦文，自媒体公益资本论创始人黎宇琳四位嘉宾，还有25名关注众筹事件的律师、党员、社工、公益人、大学生，探讨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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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社会创新沙龙》合影

跟着小新看看这次沙龙活动碰撞出了什么知识火花吧

个人求助和慈善募捐的关系是什么？

周如南：公益众筹是一种个人求助，个人求助在形式上属于民事赠与关系，我们的《慈善法》在2016年正式实施，它主要是规范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这样一个行为，所以它不属于慈善法规定的慈善募捐，也不在民政部门法定的监管职责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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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如南老师作为主持人和嘉宾在表达自己的观点

热心社会人士：个人求助收了钱是帮助自己的，慈善募捐收了钱就是帮助不特定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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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士根据嘉宾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想法

吕鑫（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福利与法治研究中心(慈善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个人求助和慈善募捐）这两种行为的差别是什么？我们用慈善法的一种标准术语来表示，叫私人目的和公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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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鑫老师洋洋洒洒板书展示自己观点

个人求助和慈善募捐有什么共同性？

假如我是一个乞讨者，我说“请帮帮穷人吧”政府会不会禁止你？如果我是一个慈善组织，我说“帮帮穷人吧”如果你没有公开募捐资格，有没有问题？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我为他人的利益进行募捐（假如没有公募资格）这是不行的，但我为自己的利益是可以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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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让大家深思

公益众筹（个人求助）超出需要剩下的钱怎么处理？

吕鑫：传统民法不能解决“超出需要的钱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超出了需要的余额怎么处理，如果将其看作民事赠与行为，在法律上会有几种处理方式，㊣有合同按合同，那么这里肯定是没有合同，㊣那没有合同怎么办，既然目的达到了，那就应该返还，但这里根本不可能返还，因为你不知道捐赠者是谁，而且返还的成本很高也很复杂。所以从传统民法上根本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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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超出需要的钱该怎么处理？

鼓励公益救助通过慈善组织进行，因为慈善组织行为有《慈善法》约束。对于基于慈善组织开展的公开募捐，它是一套处于募捐的法律机制，这种机制称之为近似原则。比如为一个脑溢血的人进行公开募资，他只需要20万，最多给20万，那么多出来的钱怎么办，给其他有近似目的或者近似情况的人，这叫近似原则。通过慈善组织之间来诠释慈善捐赠活动，能够避免很多法律上的争议。

小调研：你们为什么参加这次沙龙活动？为什么想参与公益众筹问题的讨论？

观众一（大学生）：我前段时间学了一个慈善伦理课，我觉得网络募捐其实也有很多关于伦理问题的存在，刚好有这件事的出现，我就想知道更多的专家的想法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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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对于公益募捐的看法都不尽相同

观众二：是不是一定要到山穷水尽了，自己基本生活都不能保证的时候，才可以进行网络个人求助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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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观众三:网络募捐已经充斥了我们的生活，现在大家的下意识就会反问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想了解关于公益募捐，从国家法治制度还有现实层面是怎样规范的。我希望以后在朋友圈见到网络募捐，我能够放心去捐一些钱，不用担心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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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以后在朋友圈见到网络募捐，我能够放心去捐一些钱，不用担心被骗。

观众四:我发现在网络募捐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获得的捐赠比较多，那些真正贫困、处于弱势的，大家捐的钱很少，可能就捐几百，几千，真正急需帮助的，反而没什么人给他们捐钱。

嘉宾解读参加者疑问：不到山穷水尽我能不能求助？

黎宇琳（自媒体「公益资本论」创始人）：这个问题其实在当时罗尔事件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你非要山穷水尽才能求助的话，什么才是山穷水尽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绝对不能得出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这一点，他确实冲撞了中国人的个人救助的传统伦理。传统伦理是怎么样的呢，先近后远，由亲到疏。

你要是有问题的话，你先要把自己储蓄用完，然后用家人的储蓄，然后再到亲友，从你的熟人圈子一层一层往外推，这实际上是契合了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以自己为核心，然后一层一层地往外推，无论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都应该从这个圈子往外推。

如果大家对中国的慈善有一定的了解的话，都会听过这样的质问，为什么我们家的亲戚还很困难，你要捐给不认识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差序格局，为什么不是先亲后疏。所以我们有很多企业老板，有钱第一时间是回家救济那些穷亲戚；富人捐学校，第一时间一定是回自己的家乡捐，第二个捐是回自己的母校捐，这个是根据差序格局进行判定的亲疏的一个原则。

为什么吴鹤臣能够筹到这么多钱，而很多人不能？什么人能够筹到更多的钱？

黎宇琳：谁能筹到钱？

有社会资本的人能够筹到钱。德云社就是社会资本，即便你不是什么大咖，但你是出身德云社，就能筹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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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宇琳、周如南、李锦文、吕鑫交流自己的观点

有媒介素养高的人能筹到钱。罗尔能筹到钱，罗尔其实社会资本一般，但他的文笔写得好。《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刷爆朋友圈，用文笔打动人心，轻松筹到250万。

这两种人能筹到钱，这两种人在社会阶层上就是偏中等，乃至往上，所以现在互联网筹款的特性是什么呢，资源向有资源的人倾斜。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是因为说你不到山穷水尽，我就限制你向陌生人求助，而是我在生病的时候，我只能用尽自己的储蓄，甚至用尽家人的储蓄，但是你可以不用，你可以把负担交给社会，所以大家的情绪点在这个事情。

这个事件，平台该负责吗？

黎宇琳：我不太同意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很多东西归咎于平台的责任，平台本身是个典型的背锅侠，但是平台是不是负有监管责任呢，当然是，最典型我觉得是两样，第一，为啥不设上限，上限100万，太高了，上限没设好。第二是贫困户的事情，审核草率。

水滴筹成立到现在还刚好满3年，筹款额超过120个亿，有它的存在，让很多本来筹不到钱的人筹到钱。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解决思路不是要限制部分人，不让他筹钱，而是要让更多的人筹到钱。我觉得对于水滴筹而言，它需要的是完善一下它的规则。我觉得舆论不应该往另外一个方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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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文（广州市乐善助学促进会会长、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副会长）:我觉得要解决问题，平台就要背这个责任。水滴筹说我没赚钱的，我不应该承担责任，民政部说个人众筹，也管不了。推行行业的自律，所有东西要靠他律。我很赞同吕教授说要放开竞争，市场敞开，管理必定要跟进。但是现在谁来管？民政部身兼三职，发牌照是它，监管是它，每个城市的公益行为，比如抗震救灾等，都由它去做。

未来平台监管怎么做？谁来承担责任？

周如南：“平台的责任不得规避”，周如南认为，水滴筹、轻松筹等平台不应该轻易规避责任，因为既然平台上有“大量大病救助的案例，平台就应该思考如何建立一个监管机制，承担它的连带责任”。

周如南建议，为了实现规范监管，筹款平台可以和当地志愿者中心合力建立线上、线下的互动联系，由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求证。“应该建立这样的联动机制，不光只面对捐助者和受捐者。”

同时，周如南还提出，政府监管和兜底保障责任、求助人诚信责任、公众媒介素养提升、互联网和慈善行业自律责任乃至媒体监督责任都必不可少，形成多元治理机制是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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