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早餐卖什么赚钱-30岁被家暴,她去工地做了“背锅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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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知音真实故事的第1209个故事

字数:8768 阅读 :22 分钟

主播: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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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里是知音真实故事编辑部。

父亲说,没有儿子,家就立不起来。母亲不信邪,她跑去结扎、供我读书,却被父亲打倒在地。从那时候起,母亲一次次地“离开”。她凭一己之力,在村里立起一座三层高的小楼,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也终于明白,“离开”是所有女性都要面对的课题,“家”不是寻来,而是自己去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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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真实故事

我10岁那年,母亲李翠兰30岁,决定外出打工。母亲拼命挣钱,为了攒起一栋房子。

在这之前,母亲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她在皖鄂边境大别山的山沟里出生,最远只去过镇上。

那个穷山沟,只有一条路能通往外面的世界。那里生活着很多像我母亲一样的女人,外出打工是她们与外界接轨的唯一途径。

母亲幸运地走了出去。

关于过去,母亲讲过太多遍。

她兄弟姊妹五个,排行老四,是家里最容易被忽略的。

母亲小学刚毕业,就不得不辍学,上山砍柴,做家务,还会因干活不给力被外婆骂。

有次,她在门前池塘洗衣,手中的肥皂滑入水中。拍挨打,她一头钻进池塘里捞肥皂,水瞬间没过她的脑袋,差点被淹死。

溺水的恐惧伴随了她一生。

还有一件事,让她一直耿耿于怀。

在她十三岁时,一个深夜醒来,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害怕地捏紧了拳头睁眼捱到天亮。次日,才知道前晚闹地震,外婆带兄弟姐妹从屋里逃了出去。

外婆后来斥责她:“叫你睡,睡不死你!”

母亲安慰自己,也许是当时情况太紧急,外婆来不及喊醒每个孩子……

可这件事终究在她心里生了刺。多年以后,母亲说起来,总教育我永远不要指望别人,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母亲18岁,经人介绍结识了25岁的赵有福。赵有福是村里最会说笑话的男青年,经常把母亲逗得七扭八歪。

赵有福就是我父亲。但婚后,母亲见识了赵有福的另一面,他爱笑,可脾气也暴躁。

怀孕八个月时,母亲跟父亲又因琐事起了冲突。她说,父亲像爆炸的锅炉,额角的青筋一鼓一张,将她一推,刚好孕肚撞到桌角,导致提前分娩。

外公跑来,骂我父亲是个畜生。父亲却把我从里屋抱出来,像提小鸡一样,一把举起:“爹,你看看,这女娃哪里没有长圆?”

这让所有人瞠目结舌。母亲发誓这辈子都不再生了。

父亲兄弟三人,婚后小家没有分田地,三家人共住在爷爷盖的三间土坯房里,每家一间卧室,共用一间堂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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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以前住在爷爷的土胚房里,现在已荒弃

母亲坐月子的时候,父亲挑着桃子去安徽贩卖,十几天都不见踪影。家里已经没米下锅。婶娘为人吝啬,攒着余粮,瞧都没瞧母亲一眼。

好在大姑父及时送来一担米。奶奶煮了一锅饭,给母亲加了几滴猪油,就是月子餐。

等娘家这边亲戚来探望,送来几块猪肉,终于见了荤。可几家人凑一起吃,母亲还没夹几块,肉已经被大家抢光了。

母亲一边往嘴里塞米饭,一边哭。从那时起,母亲就盼着早点分家,独立出去。

自打我出生,父亲总说,在村里要是没生男娃,就没有尊严,这个家也不算真正的家。村民们吵架,最狠的诅咒就是“没儿子送终”。

他多次央求母亲,一定要再生个儿子。

母亲早就伤透心,偷偷去计生办做了结扎手术。

父亲知道后,蹲地嚎啕大哭,拎着一瓶酒,跑到村口喝到大半夜。他后来越发不争气,还染上赌博,有点钱就输个精光。有时一连几天都在牌桌上,吃饭也喊不回。

母亲气得杀过去,一把将别人家的麻将桌掀翻。

父亲在众人面前失掉面子,愤怒夺走他残存的理智。他扬手扇了母亲一耳光,不解恨,操起一根竿子就抽我母亲,边抽边骂:“谁叫你让我断子绝孙的?!”

母亲被打倒在地,她告诉我,“我索性不再反抗,就让他打,打不死就算我赢。”

在旁人拉扯下,母亲被扶着上了一辆三轮车。车辆突突地开去医院。

母亲的手被打折,吊了一个月石膏,额头缝了针,留下一道疤痕。

每当回忆起被打倒那天,母亲说那是莫大的侮辱,匍匐在地的时候,她有一种喘不上气的窒息感,仿佛又回到从前溺水的时候。

不过,母亲很快从黑暗的过往里抽离出来,她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凭什么说没儿子,家就立不起来?我就不信邪!”

她由此坚定了要搞钱的念头。

知音真实故事

母亲决定养猪。她买来猪仔,每天清晨去田里打猪草。

辛苦一年,猪仔好不容易养肥,我爸的债主却找上门来,最后把整头大肥猪牵走抵债。

母亲气得在床上直挺挺躺了两天。

父亲心里有愧,给她端饭,嘴上却叽叽歪歪:“要不是你断我的后,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分了田地后,母亲开始种稻谷,家里没再断过粮。后来几年,农闲时,母亲决定贩卖乡土野味。她挨家挨户去收货,再倒卖给城里的人。

那时候我放学回家,总有三三两两几个高年级的姐姐们来我家。她们拿着自己在野外采摘的蕨菜,找母亲给她打秤算钱。家里的黄木桶,泡了满满的蕨菜。

可折腾了一圈,依然没挣到什么钱。

年底照例,宰了大肥猪,家里留了点肉,其他全替父亲还了赌债。

2000年,母亲不死心。她说,穷山沟里连个商店都没有,走街串巷贩卖货物,是条路子。父亲却骂她“不安分”。

母亲每天背着个硕大、瘪瘪的帆布包出门,又背着鼓囊囊的帆布包回家,里面全是味精、酱油之类的调料。

一袋味精进价2毛钱,卖1块2毛。母亲拉着父亲,分头在皖鄂边境挨家挨户地推销,一个月能挣600元。

母亲挺满意,父亲心情也好起来,嘴上却说母亲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好景不长。邻居见着眼红,也跟着卖货。母亲的小生意渐渐冷清下来。她又跟着送葬的队伍去做鼓手,一场葬礼挣60块钱。父亲说她“发死人财”——想钱想疯了。

我看过她打鼓。她完全不懂音律,在队伍里就装个样子,两根鼓槌乱敲。若是旁人盯着她看,她马上低垂着脑袋,涨红了脸。

等晚上回来,我也拿着鼓槌学她乱敲一通。

这份差事,母亲只干了两场便息了鼓。她脸皮薄,说自己“滥竽充数,不厚道”。

千禧年之后,村里很多人的思想都变了,大批农民进城务工,跨省流动,不少都在一线城市挣到了钱。

母亲说要供我读书,还要攒钱盖房子,外出打工是唯一的路子。

记得母亲走的那天,天刚蒙蒙亮。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感觉有个身影走进来,我感觉那是母亲。她似乎在抚摸我的头发、我的脸,痒痒的。半晌,我听见她移动脚步,轻轻关门。

我总算清醒过来,一骨碌爬起身,追出去。

天光清冷,闪着几颗暗淡的星子。母亲背着一个大大的编织袋,走在出村的沿河小道上。

我喊她,她回过头看我。我们母女隔着两三百米的距离,周遭稻田里偶尔传出几声蛙鸣,越发显得寂寥。

远远地,我看见母亲像抡起胳膊,胡乱摩挲了一下。她冲我不停比划着“回去”的手势,然后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继续赶路。

我心里开始发酸。追出门的奶奶,把我往家的方向拖拽,安慰说:“你妈过年就回来了,到时候带好东西给你吃。”

我扭头张望,母亲驮着编织袋,越来越小,最后那个小黑点消失在山头,树林中再无身影。

瞬间,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那条路翻过山,走不到一公里,便会抵达安徽境内的安庆市。母亲要去江苏常州,这条山路是最便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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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着蜿蜒的小路,翻过山岗就是安庆

知音真实故事

2002年,母亲到了江苏常州,在一家服装厂做杂工。她后来告诉我,领到第一份工资500块时,她激动得整晚没睡着,一直在床上烙馅饼。

她说,那钱是“热乎乎”的,以前在农村养猪种地,一年到头都摸不着钱。

母亲把钱寄回来给我交学费,嘱咐我好好读书,她要在工厂一直干下去。

那年年底,母亲给家里的每个成员都带了件小礼物,包括一向刻薄的婶娘。母亲跟爷爷奶奶说了分家的决定,我特别高兴,终于可以不用看婶娘眼色了。可母亲依旧愁容满面。原因在于父亲。

我从门缝瞥见父亲跪在母亲面前,痛哭流涕,发誓说再赌就剁掉自己的手指。

那年,母亲赚的六千块钱,给父亲拿去还债,所剩无几。

然而,没多久,她就从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中,了解到一个更残忍的真相——父亲其实是把钱花在了别的女人身上。

母亲气得要要命,又怕影响我学习,她决定暂时忍下来。

等父亲再向母亲要钱时,母亲态度强硬,一分都不给。这导致,他们一见面就吵架。此后几年,母亲过年都不回家,但她每个月会寄钱到学校,收款人是我。

每次门房大爷喊“赵言惜,你的汇款单”时,我的那声“哎”充满喜悦,尤为响亮。

我在“领汇款单”这样的仪式中,觉得自己也成了独立的个体,突然庄重起来。

2008年,我一结束中考,母亲很硬气地要跟父亲提离婚。父亲慌了,他开始讨好我,“你妈离婚就错了,你跟她说不要离。”

我眼皮都没有抬。父亲看向我的眼神带着仇恨:“造孽啊,没儿子就算了,生了你个白眼狼。”

这场离婚闹得村里人尽皆知。父亲把恨意发泄到我身上,当着母亲的面,叫我滚。

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她把装满衣物的帆布包背在肩上,拉着我头也不回地跨出那个破败的家,身后传来“砰”的关门声。

母亲身子一凛,她深吸一口气,仰着头看天。

我永远记得那是一个多云的日子,太阳从遮蔽的云朵里一点点露出脸来,母亲握了握我的手,努力平复内心的波澜,说了一个字,“走”。

母亲用她挣的钱给我交学费,高中寄宿,放假,我就住县城大姨家。

不过,在我身上没能上演励志故事,高中很多课程难度加大,我还老是生病,三两天就头疼脑热。跟母亲打电话,她也骂我。

“大家都劝我别供你读书,说将来回报不了,你要是不想读,就别花这冤枉钱!”

我眼泪流出来,小声说:“想读。”

“那就认真读!”母亲怒气冲冲挂断电话。

高一下学期,我得了淋巴结核,不想麻烦任何人。大姨发现我不对劲后,把我送到医院。

电话里传来母亲的怒吼:“你自己一个人能解决?这么不分轻重?你怎么这样磨人!”

边骂,母亲自己就哭了,她让我好好治疗,钱不是问题。

次日,母亲犹如神降般出现在我面前。她是连夜坐大巴车赶来的。

母亲挺镇静地替我交了手术费、住院费,但眼圈却红红的,她说:“我待不了多久,工作没了就没钱供你了。”

那年回乡后,单身的母亲有半年没出去,在村里办了一件大事——她迫不及待地用打工多年积攒的六万元,建房子。

她不止一次反复跟我重复她的渴望,“要早点把房子建起来。”

母亲管大姨、舅舅借了钱,在那条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上,买下一处旧屋。屋主因生了三个女儿,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决定举家迁往外地。

母亲请了工人,将原来的屋子推倒,重新建起一栋平房。她帮工人们运砖石、搅水泥,天气渐渐热起来,她被烈日晒得脖子通红,很快脱了皮。

但她脸上挂着笑意,那是我从未见过的脸,像孩子在搭建心爱的玩具。

尴尬的是,房子只建了一层,钱不够了。

那十年光景,母亲都在常州的服装厂打工,工厂管理很严苛,长期久站让她落下了腿脚不好的毛病,冬天的时候,总要搞个护膝戴着。她寻思要换一份活儿。

村里有几个女人经人介绍,在大城市的工地做厨娘。据说很赚钱,一年可以存下10万。

母亲不停念叨,十年就就是100万啊。

知音真实故事

2011年,母亲来到广东惠州,加入工地厨娘的大军。

老板开出的工钱是一个月5000元,买菜钱另付,省下来都是自己的,年底有年终奖5-6千块。这是她有生以来拿工资最高的一次。

仅那年,她就足足攒下七万块。

再次回乡,母亲召集工人,在原有平房基础上又建了一层。

村里人在那条路上来来往往,看母亲穿着胶鞋,拉着根水管在楼顶上给水泥顶浇水。大家老远就跟她打招呼:“翠兰,蛮可以嘛,这就两层了啊!”

“翠兰啊,又建房子啊?这回不出去了吧?”

“要走的,盖完就走!”母亲声音响亮。

自打分家后,婶娘家还靠着一亩三分地,继续住在爷爷的老破屋里。她每次从我母亲的房子外经过,都要从鼻子里面“哼”一声。

那一声“哼”,既有婶娘的嫉妒,也有来自闲言碎语的轻蔑。

因为我亲眼看到村里人一提“厨娘”,就露出不怀好意地笑。这是一份美差,没点关系怎么能干呢。

开始,母亲逢人就说,“我那老板不一样,他是大学生,给的条件很好,住的是单间,买什么菜、做什么饭,我说了算。他过年还跟我敬酒,说‘大姐,你辛苦了’”。

二层封顶的时候,她的老板已经打了好几通电话,催她去上班。

母亲常年在嘈杂的环境里工作,耳朵不好,接电话的时候,总要走到外面。她开心地像个小孩,说这是人家对她工作的认可。

母亲后来不再跟村里人解释什么,但从此把腰杆直了起来。

再次离乡去工地,她依旧每周给我电话,说最多的是要我考大学,最好考广州,不仅因为离她工作的惠州近,还因为,“那里不歧视外地人”。

在母亲描绘的蓝图里,我渐渐对南下也有了某种期待。

等母亲再问我,“想考哪个大学”时,我答:“中山大学。”

在我仅有的常识中,中山大学是广州最知名的大学。

“好,妈供你。”电话那头掷地有声。

知音真实故事

高二暑假,我决定去惠州工地探望母亲。

工地在很偏僻的地带。下午三点下公交后,远远地,我看见母亲站在一棵榕树下。她穿着简单的T恤,七分短裤,向我不停招手。

那一瞬,我有点恍惚,似乎又回到2002年,母亲顶着星光、走夜路离家的场景。

母亲一路小跑,快速穿过马路,利索地从我手里接过沉重的背包。

“这个点不能骑电动车,红灯路口有交警会扣车。”母亲用袖口蹭了下右颊,汗水顺着她的额头不停往下流。

母亲三两步,就走到了我前面。我们一前一后走在南方炽热的大地上。

她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回头问一句:“累不,还走得动?”

我答:“不累。”

她将我的背包一把扛在右肩,T恤汗湿出一个硕大的圆。我渐渐听见母亲粗重的喘息声,跑两步去帮忙,她坚决不让。

我后悔自己带那么多行李,忍不住问:“还有多远?”

“不远,已经走完一半了。”

其实我想问,为什么不打车呢?可不用问也知道,母亲一向节俭,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花。

抵达工地,我才看到,所谓的单身宿舍,不过是因为整个工地只有她一个女人,里面只有上下铺的铁架床,桌子也没有一张,洗澡只能靠水桶冲凉。工棚和厨房也都是临时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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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工棚的住所,没有桌子,异常简陋

厨房黑乎乎的,因为没有除烟机,常年烟熏火烤的痕迹。桌椅、地面、四面墙壁油腻腻的。

母亲麻利地系上围裙,蹲在地上,清洗蔬菜。这还没有开始上锅,她被风干的衣服再次被汗水浸透。

路过的工友瞥见,一个个探进来脑袋,好奇地打量我。一阵酸臭的汗味热烘烘地扑面而来。

母亲兴奋地介绍:“我丫头,高中了。”

“长得真像你咧!”有工友提着安全帽,向前一步,想和我们套近乎。

母亲一把将我拉到身后,笑着用拿菜刀的胳膊一挥,“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

等工友们散去,她开始“咣咣”地切土豆丝。手起刀落,只听声音你便知道,那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

等她把所有的土豆切好,倒在装有清水的盆里,顿时,水里像开出一朵朵菊花,丝丝分明。

我在旁边帮她剥蒜,准备切小米椒。

母亲赶我,“哎呀,你一边去,别在这碍手碍脚的。”

平素我和母亲一年的相处不到一个月,这样的话语,反而让我倍感亲切。

记得以前在家,我放学回家,肚子饿得咕咕叫,最喜欢跟在她后面张望晚上吃什么。母亲也是这样,嗔怪我碍手碍脚,只不过那时的母亲没有现在爱笑。

现在,她的身影和从前似乎没有两样,但常年烟熏火燎,她脸上出现了皱纹,肤色也变成褐色,长了斑。

母亲忙碌时,经常会停下来,踱来踱去,扒拉这个框看看,那个框瞧瞧,不停地重复着刚才的动作。

多看几次,我便觉察出她是在统筹安排菜品,哪样菜和哪样搭配,先做哪一样,在脑子里走一遍流程,都需要动脑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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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小炒

“一般的主菜,像猪骨、猪蹄、五花肉、猪耳先焯过水,都红烧;生蚝、海鲜类是清蒸,清洗完,装盘上蒸锅。”母亲边忙碌边说。

看得出几年厨娘的生活,她的功夫越发精进。后来,我又见到她做广式酿豆腐、酿苦瓜,全是我往常没见过的广东菜。

在那个厨房,母亲成了主宰,那是她的自由王国。

我突然明白母亲这些年,为什么宁愿在外漂泊。也许只有在外面,她才能获得应有的价值,不像在那条山沟沟,转个身都是熟人,被父亲打倒在地的难堪,就像她额角留下的那条疤一样,暴露在众人面前。

傍晚六点左右,大菜准备妥当。时间一到,工友们黑压压地瞬间挤满了工棚餐厅。

工地上大都是男壮劳力,呼啦啦几下,就要添饭。

对于厨娘来说,最高兴莫过于光盘行动了。但这次吃光,下次同样的菜,不一定如此。母亲说,应该是吃腻了,意味着又要动脑筋换菜式。

晚上,收拾完厨房,八点钟,她去财务部领取明天的菜钱。

会计给她拿了1000块,她回寝室后,坐在床上默念:“明天有53个人吃饭,每个人19块钱的标准。就要配备三荤一素一汤,中餐加晚餐,那就是采购六样荤菜和两样素菜。”

到九点半,她才疲惫地打上一桶凉水,去厕所洗掉一身的油烟。

等母亲睡下,我挤在铁架床的上铺,想跟母亲说说话,但半天没听见回应——很快,下铺就传出了母亲轻微的鼾声。

知音真实故事

凌晨四点,闹铃响起。工地一片安静,偶尔一声鸡吠,母亲就要起床。她忙活着淘米煮粥,洗净海带、切丝,入锅翻炒。十几分钟后,大米粥“咕噜噜”往外冒泡,断火,余温焖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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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准备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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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下稀饭,要备上四样小菜

五点,有工友陆续出工。母亲骑上电动车穿梭在公路上,我坐在后座,先去买了几样蔬菜共91元。

她又去猪肉摊上看今日行情,在一家摊位唇枪舌战。摊贩老板大手一挥:“姐,18元给你,这是最便宜的,你走遍整个市场都找不到第二家!”

母亲还是没下手,一弯绕出菜市场,来到一公里外,这里有一家肉铺,五花肉卖17元。

“也只是便宜了一块钱。”我显得有些不耐烦。

“别小看一块钱,我买7公斤就能省14元,不是小数目。”

母亲每年7万元,就是这样货比三家积攒下来的。

等我们从市场里出来,外面下起倾盆大雨。母亲往我手里塞了50元,让我打车回去。她拿出雨衣披在身上,骑上电动。

我打车跟在她后面,轰隆隆的响雷,像要震碎一切陈旧的东西。母亲的后座挂满菜品,红红绿绿,扬起的红色雨衣像硕大的披风,瞬间,她淹没在倾盆大雨中,像个持杖走天涯的剑客。

从菜场回来,母亲骑了将近30分钟。她像从水里刚捞上来,裤管还溅了黄泥。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她擦把脸,一转身,已开始烧菜。

母亲一手拿大勺,一手拿长筷在锅里翻炒,还不时蹬蹬腿脚,弯下去捏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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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锅

“老毛病了,一到下雨天就关节疼。”说着,她继续干活。

当天傍晚收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进来就骂,脏话连篇。

原来这位工友是四川来的新人,才来一星期,他是重口味,要吃辣,而母亲为了照顾大多数,做的菜是潮汕口味。

他吃不习惯,骂骂咧咧好几天,见母亲的菜依旧没有改进,闯到后厨把母亲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

“老子口里都淡出水了,你不会烧就滚回家看孩子洗碗去!”

母亲厉声说到:“又不是专门伺候你一个人,要吃辣不会买辣椒酱吗?”

见母亲毫不畏惧,对方“呸”了一声,冲过来,一把掀翻了母亲炒菜的铁锅,还抄起锅铲要砸锅。

这一举动触怒了母亲。她一把推开旁人,拿起了案板上的菜刀,朝那人比划着,往前一步:“你敢砸我的锅试试?”

工友们赶紧冲过去夺下四川人手中的锅铲。

第一次见工友如此野蛮,我被吓得心怦怦直跳。

后来,母亲在工友的餐桌上放了瓶辣椒酱,她说:“我就是拿刀吓唬他,他进来当着大家的面骂个不停,我也要面子的。”

我问,“这种闹事经常发生吗?”

母亲说:“这算什么?工地,从来就是男人的地盘,女人要在里面立足,就要霸道点,软柿子谁都会捏你。”

这样的母亲于我是陌生的。她自信、笃定,无论体力还是智力,丝毫不逊色男人。过往的影子在母亲身上,早已慢慢地全部抽离。

知音真实故事

有一天,母亲单独做了我爱吃的菜,我们母女边吃边聊。进来个工友,跑过来跟母亲没话找话。我见过他多次,每次他都笑眯眯地给我塞零食。

母亲说,他是汕头佬,是工地大老板的亲戚,跟着大老板干了十多年。听说,还有个情人,就是前任厨娘。

此刻,他自顾自地搬来了凳子坐,拿眼瞅母亲,问“下班去哪儿,出去玩?”

母亲说:“我要去跳广场舞。”

“跳什么舞嘛,有家新商场开业了,一起去逛逛。”

母亲继续埋头吃饭不理他。他等了许久,舔着脸过来拉母亲的手臂:“走啦!”母亲“啪”地一拍桌子,站起身,“谁跟你拉拉扯扯,你害臊不?”

见汕头佬不动弹,母亲抄起扫帚,作势要打人。那人这才灰溜溜走人,抛下一句:“湖北女人,母夜叉似的,惹不起!”

我问母亲,一个女人在工地,会不会不安全?母亲笑了一下,“还能比以前更不安全吗?”

我愣了一下。母亲对过往的摒弃,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决绝。

这些年,母亲依然没挣到100万。

据说,村里有个当厨娘的,一年可以存款20万,穿金戴银。她为了抠买菜金讨好老板,做饭随便糊弄一下,村里的闲言碎语早就传开了。

那些厨娘每天从菜金里能抠出两三百,采购食材挑最差的买,肉坏了就下很重的调料掩盖臭味。

母亲说:“能存100万的人,不仅狡猾狐媚,还要心狠!”

2017年,母亲又大几万的钱丢进去,回乡盖了第三层。她一旦手里有了点钱,都坚决要花在房子上。

我想阻止:“咱平时都不住那儿,钱存起来不好吗?”

“那不行,房子肯定要建的,以后,不管去哪儿,始终都要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这些年,母亲就像鸟儿,一次次地离开,在外面练习技艺,再不断回来建筑一栋有更多意义的巢。

村里人经常站在路边,驻足观望,“李翠兰有点本事,这房在村里算高的了!”也有的觉得母亲有点苕(傻),房子建好了不住,那不就坏了吗?

高考我没有考上中山大学,最后选了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我有点难过,但妈妈说,已经很好了,只要有书读,肯读书,总能有出路。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第一时间奔去找母亲。在一处工地,工程完工了正搬家。当时,大车装了桌椅、瓢盆、冰箱之类,横七竖八满满塞了一车厢,不允许再装了。

母亲便左右肩膀各挎一个大包,背后背着那口大锅,锅底垫了一块不用的毛巾,追在车子后面。

她说,“这锅我养了七八年的,饭碗不能丢”。

骄阳之下,她的腰有点粗,腿也粗。那背锅的身影,像极了功夫熊猫,一步步艰难爬阶梯的样子。

这一刻与小时候的记忆不断重叠交织。母亲第一次外出打工那天,驮着硕大的编织袋;二十年过去,她变了,又似乎没变,肩上永远都是驮着希望。

只是此刻,她步伐有些蹒跚,有点好笑。

现在,偶尔我们回村,大老远在村口,就能看到我家的房子。在绿水青山间,白墙灰顶。它那么普通,但母亲却说:“这房子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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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最高的那栋就是我家

她打心底高兴,比赚100万还高兴,即使这房子一年四季大多时都空置的,但我知道,它就是母亲的宣言,以一种孤傲的姿态,矗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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