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什么赚钱-从租庸调制向两税法:浅析唐朝税收制改革对百姓生活的影响

#历史开讲#

引言:

作为把控国家经济走势的决定性力量,税法一直都是历朝统治者稳固政权、充盈国库的重要手段。在农耕经济高度发达,商品贸易蒸蒸日上的唐代,因时制宜的税制变革改变了唐人的生活模式,也让战乱过后的百姓和国家经济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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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

一:唐朝前期的税制结构——租庸调制下的惠民减税思想

对刚经历了隋末农民起义,人口数量和经济形势都处于低谷的唐朝来说,稳定国内局势,让经济尽快回归正轨是一件一等一的大事;为此,初唐统治者沿用了南北朝时期的税收制度,制定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税收模式。

由于战乱给脆弱的小农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让不少民众因此流离失所,所以唐朝统治者决定用分配土地的方式让百姓安稳下来。

根据“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的户籍记录,朝廷会给每个成年男子分配100亩田地,并将其中20亩划为可以传给子孙的永业田,而剩下的80亩则作为朝廷“租”给百姓的公田,将在租赁期满后进行回收。

这种“租赁”模式有效解决了战乱带来的土地荒芜问题,为落实按人头征税的租庸调制奠定了基础,算得上是一种“双赢”的税收制度了。要知道,租庸调制的核心就是朝廷为百姓提供土地,而百姓则需要为此缴纳赋税并服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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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农民

考虑到初唐时期每人每年只需要向朝廷上缴二石谷子外加若干布匹丝绢的具体情况,不得不说与唐代的税率要比汉朝和魏晋时期轻了不少。

从税制结构来看,租庸调制之所以能在保障朝廷收入的同时兼顾惠民减税,主要是还是因为其中蕴含的“平均”思想。在以人头为计税单位的前提下,每家每户所缴纳的税款总额与劳动力数量和土地面积是成正比的。

换句话说,只要家中成年男丁足够多,这户人家就能在几代人的经营过后保留有足够的私人土地,并通过收入累加实现从“自己自足”到的致富的小目标;而国家也能从中享受到更多由人口红利带来的税收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在落地执行阶段,颇具“人情味”的唐朝统治者还会根据各地物产情况以及政府的实际需求对租庸调制规定进行变通调整。

在一些农作物产量不高但商业手工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官府甚至支持百姓用金银、丝绸、布匹等事物来折纳丁租、丁调,因为这种等额折算方式不仅能大幅降低百姓的生活压力,也能保障政府收入结构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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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晚唐时期的税制结构——“向钱看”的两税法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长达120年的稳定繁荣让唐朝的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也让唐朝国库处于前所未有的充盈状态;然而,在享受税收制度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唐朝统治者也面临着人口“爆炸”带来的一系列麻烦。

随着人口激增,愈发尖锐的人地矛盾引发了不少百姓对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不满。考虑到政府即将陷入“无地可发”的尴尬境地,如何安抚民众,对税制进行调整就成了一个棘手问题。

恰逢安史之乱过后,遭遇重创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让李唐皇室急于寻找可行的变通之路;时任宰相的杨炎就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税制改革方案——改人头税为财产税,以“向钱看”的方式实现差异化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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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宰相杨炎

唐德宗建中年间,税改方案固定成型。随着“两税法”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唐朝的赋役制度也实现了从混乱向简化统一方向的发展。

从内容上看:

两税法奉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基本准则;即在抛弃计丁课税模式的同时,改按每户的实有田亩数和资产总额进行计税。在固定了每年两次收税时间的情况下,两税法不仅扩大了征税范围,也减轻了部分贫苦百姓的税负负担。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两税法的实质其实是帮朝廷“捞钱”一种的工具。仅从两税法出台后“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的卓越成果就不难看出,让国家经济重新运转起来才是统治者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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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民生景象

虽然改革“动机不纯”,但纵观两税法的具体内容却不难发现这场“向钱看”的税制改革是遵循着两个基本原则展开的。

其一,是量出制入原则。

与现行的财政预算制度类似,在向各地派发下季度税收标准之前,唐朝政府也需要结合近几年的税收数据以及各地的实际情况对税金总额进行调整,并按预算进行摊派;而这种先计算所需再分派任务的税收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平衡,减少了临时征税给百姓带来的经济负担。

从某种程度来说,量出制入原则强化了两税法的公平性,让地方政府的收支变得更透明公开,也让达成收支平衡变得更容易了。因为在“预算”不同的情况下,各地政府无需通过过度征税来展现政绩,只需按计划完成收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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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耕种

其二,是公平税负原则。

在流民激增,大量百姓背井离乡的中晚唐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户籍制度无法再作为衡量一个家庭田产数量和收入的标准;这种情况下,以资产作为评判标准的两税法就显得相当公平了。

对普通百姓来说,资产与土地是直接挂钩的;这意味着不论他们是流落异乡还是继续居住在户籍所在地,都需要根据自己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上交赋税。

这种情况下,那些保留了大量永业田,逐渐取得了社会地位的“地主”们需要缴纳更多赋税,而因战乱等原因失去土地的百姓,则能享受到更优惠的税收政策。

对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转而投身商业、手工业的百姓来说,缴税金额则与其经营的具体商品有关。德宗年间,商贾需要根据所携带货物的价值来缴纳商税;两税法规定:

“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本。”

由此可见,税收标准是随着经营项目不同而改变的,对那些利润更高的行当,政府也会征收更高昂的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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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商贸经济盛况

而对唐代的王孙贵族和官员阶层来说,缴税金额同样与每户资产直接挂钩;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身兼数职或有多处房屋田产的官员需要根据自身品级对每处房产进行缴税,以此保证税负公平性。

总的来说,从租庸调制向两税法的转变,既是中晚唐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这场以简化税制为核心思想的税制改革,不仅推动唐朝走向了最后的繁荣,也改变了无数唐人的日常生活。

三:税制改革给唐人生活带来的影响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两税法不仅从根源上改变了计税方式,也用货币税取代了传统实物税,让中晚唐时期的商品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可以说,两税法给唐人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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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百姓

1、从经济层面看,税制改革推动了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

两税法出台后,必须定期向官府缴纳货币税的农民不得不走上市场并短暂扮演起商人的角色;而随着他们走出家门,士农工商阶层的界限也逐渐淡化了。

在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下,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农民不再只种植那些官府要求的作物,而是将茶叶、水果、桑麻这些附加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纳入了自己的年度耕种计划。在他们看来,只有避免同质化商品积压带来收益下降才能更好地改善自身生活,而种植一些更受欢迎,商品化价值更高的作物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长安地区,适宜的温度跟土壤环境推动了鲜花种植业发展;正所谓:

“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良金不惜费,竞取园中最。”

随着颇具观赏性与商业价值的花卉从乡村流入了城市,成为了文人士大夫跟达官显贵的心头好,种花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提升。而在一些渔业、养蚕制丝业较为繁荣的地区,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存在。

对唐朝统治者来说,刺激商业发展本就是税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因为更能活跃市场,将农民从耕地中解放出来的货币经济能极大的增加税收收入,让国家能尽快从安史之乱的阴霾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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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

2、从政治层面看,税制改革稳固了中央集权,缓和了社会矛盾。

对唐朝统治者来说,以“贫富差距”为征税依据的两税法是一种精准征收、定向征收的典型案例;它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开元年间愈演愈烈的人地矛盾问题,让无地可用却又不得不向政府缴纳赋税的农民能够与官方达成和解。

考虑到两税法出台前曾发生过大量农民为躲避战乱、逃脱赋役而抛弃土地远走他乡的例子,不得不说这场让逃民重新安稳下来,不再受户籍限制的税制改革在巩固中央集权通知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如果不是两税法让普通百姓重新看到了安身立命的可能,李唐皇室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平息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动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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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民生景象

3、从社会层面看,税制改革优化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增强了劳动力的流动性。

在两税法出台之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唐朝社会虽然已经有了向商品经济方向发展的势头,但受客观环境限制一直没能获得较大发展;而两税法实施后,传统的男耕女织经营方式遭到了破坏,越来越多的青壮劳动力也开始投身更赚钱的商业和手工业,而这些更具流动性的劳动力也给唐朝经济注入了更多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税制改革推翻了人头计税模式,所以中唐以后隐瞒户口的情况变少了很多;仅从后世学者的统计数据也不难看出,两税法施行后的家庭人口数已经从5.2增加到了9.5户,而以血缘为纽带的联合家庭则变得越来越多。

联合家庭的出现预示着越来越多的唐人正从传统经营模式中走出来,并向着多种产业经营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对没那么多土地需要耕种的人来说,这种分工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合作优势,应对多变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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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耕种

贯穿中晚唐时期的两税法给唐人带来的改变是长期且多方面的;税制改革之初,两税法以其公平性、灵活性特征带动了经济增长,让唐朝走上了一个新台阶;但随着时间过去,重新走上盘剥百姓道路的地方政府又开始了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的操作,而这也让两税法背离了“减税”初衷,并逐渐沦为了加剧百姓生活负担的一种政治工具。

小结:

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都空前繁荣的唐朝,坚持按资征税,兼顾阶层公平的两税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调和了农民阶级与官方的矛盾,让逐渐走上了下坡路的唐朝实现了最后的辉煌。而这一带有明显“超前思想”,推动了商品经济繁荣的税法,也为后世税收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新唐书》

《旧唐书》

《唐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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